9月17日,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·伯克在全国记者协会发表公开演讲,官宣一系列临时移民政策重磅改革。其中颠覆性的举措,当属全面限制普通留学生携带家属赴澳。该政策被澳洲国际教育行业机构痛批为“千刀万剐式的致命打击”,也正式宣告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迈入全面收紧的全新周期。

政策核心:谁被限制?谁享受豁免?
根据伯克公布的最新改革方案,绝大多数国际学生将不再具备为配偶、子女申请附属家属签证的资格。在此之前,留学生配偶可赴澳合法工作,工作时长根据就读课程类型灵活调整;同时留学生可携带18周岁以下子女随行陪读。落地后,这一主流家属陪读通道基本全面关闭。
针对政策调整,伯克作出官方解释,强调“不会拆散在澳现有家庭”。他表示,澳洲公民为海外配偶申请签证往往需要数年排期,而留学生入学即可轻松办理家属陪读签证,这种政策落差存在明显不公,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原因。
本次设置了有限的豁免通道,三类群体不受新规限制:太平洋岛国、东盟国家的在读留学生,攻读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,以及已成功绑定家属签证的现役留学生。值得关注的是,中国、印度等澳洲核心生源国均不在豁免名单内,成为主要约束对象。
数据背后:的核心政策逻辑
本次签证收紧的核心目的,是澳洲政府压降净海外移民(NOM)规模、缓解本土公共资源压力。官方公开数据显示,2025年6月30日收官的财年中,澳洲净海外移民总量达30.6万人,其中留学生及附属家属占比过半;2023年更是创下51.8万人的移民峰值,给澳洲住房、就业、公共配套带来巨大压力。

澳洲政府已明确清晰的移民压降目标:将当前约29.2万人的年度净移民数量,降至2026-27财年的24.5万人,并在2027-28财年进一步压缩至22.5万人,整体降幅超四分之一。
庞大的留学生家属签证体量,是本次政策瞄准该群体的关键。2025-26财年,澳洲累计发放337427份学生签证,其中45991份为主申请人的家属附属签证。近4.6万份的家属签证配额,正是政府此次压降移民规模的核心突破口。
对华影响:直接冲击有限,长期信号更关键
从短期直接影响来看,本次对中国留学生的冲击相对有限。一方面,中国学生赴澳陪读、携家属就读的比例远低于南亚留学生群体;另一方面,博士等高学历豁免群体中仍有大量中国学生。
但释放的长期政策信号,才是影响中国留学家庭决策的核心关键——澳洲正在系统性拆解“留学登陆→本地工作→移民定居”的传统隐性路径,彻底终结宽松留学移民时代。

政策风向之下,中国学生赴澳留学的趋势已经明显逆转。2025年2月,中国学生澳洲高等教育签证申请量同比暴跌39%,创下12年新低;2025-26财年上半年,申请量同比降幅持续扩大至25%。与之形成反差的是,中国学生依旧是澳洲高校的核心收入支柱:新南威尔士大学、悉尼大学去年的国际生学费收入中,中国学生贡献占比分别高达78%、77%。悉尼大学副校长马克·斯科特也公开证实,该校中国研究生申请需求已同比下滑约30%。
面对生源锐减压力,澳洲八大学校已主动放宽录取标准对冲风险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率先调整政策,将中国非双高校毕业生的硕士均分申请门槛,从85分下调至80分;多所八大院校跟进调整,热门专业均分要求普遍下调5-10分,部分商科专业雅思门槛从7分降至6.5分。
对当下申请者而言,这是难得的短期申请窗口期,但对行业来说,录取宽松更像被动应对,而不是主动利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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